为什么战旗美如画 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 ------记抗美援朝英雄老兵于枫 记者 王海涛 杨 军

为什么战旗美如画 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

——记抗美援朝英雄老兵于枫

记者 ：王海涛  杨 军

《于枫简历》

于枫（女）中共党员，1935年出生于沈阳市。13岁（1947年）参军，先后在东北抗日民主联军，第八路军军政教导团、第四野战军总后文工团、解放军第二十六后方医院、解放军中南军区第二院，历任小学员 、小团员、小护士。

1950年10月（16岁）入朝，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在中国人民志愿军二分部第十三兵站医院担任护士八年，在军队前沿战地医院荣立过集体二等功一次，个人和集体三等功各两次（十三院功臣代表）。

1955年回国在北京市东城区政府任民政科科员。

1956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60年在中央民族学院任教。

1962年至1983年（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任编辑、记者、主任记者共21年）。

1983年到中央民族学院协助校、系领导，筹建《新闻学专业》。于1990年离休。

于枫曾担任主编、副主编编著：《抗美援朝前线兵站医院纪实》、《震撼世界一千天》、《新闻采访学》（获部级二等奖。全国十三所高校合著）、巜风雨前行》、《行云流水集》、《枫叶小诗集》、《白衣战歌电影剧本》等。

      抗美援朝英雄老兵于枫，13 岁参军，15 岁成为入朝参战的志愿军小女兵，她在前线当战地护士，亲身经历抗美援朝战争的全过程，在艰苦卓绝的抗美援朝战争战火纷飞、枪林弹雨中，她和她的战友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和精神意志，谱写了一曲最伟大的英雄赞歌。

     于枫老人今年89岁了，记者见到她还是在2021年应山东初之光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老总李凯先生的邀请，在日照参加一部农村题材的电视剧拍摄、研讨活动期间。一起参加活动的还有枣庄籍刘子贤老将军。那次，记者采访了于枫老人，她向记者讲述了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的亲身经历和感人事迹，同时，她还赠了送了她主编的《抗美援朝前线兵站医院纪实》一书。

于枫老人一边回忆，一边讲述，抗美援朝战争的战火硝烟使她留下了永不泯灭的记忆。

于枫回忆说，当年，去朝鲜前线的大多是 30 岁以下的年轻战士，而正是这些祖国的青年，克服重重困境，一次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又一次次用自己的身体救护战场上受伤同胞。朝鲜战场不仅仅有数千万与敌人在最前线拼杀的英雄指战员前仆后继流血牺牲，也有与敌机空袭争分夺秒往前方运送弹药、食品及向后方转运伤员而时有负伤和牺牲的英雄运输兵，还有众多的白衣战士日夜肩负着在敌机干扰下抢救、治疗伤员和冒生命危险向后方转运伤员的医务工作者。当年，于枫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分部第十三兵站医院的一名小护士，1950年10月，她所在地医院奉命入朝参战，她参加了抗美援朝的全过程。那时，于枫还只是一个十五岁的小女兵，在残酷的战争中，不仅仅经受严寒、酷热、饥饿等繁重工作及生活艰难，经过生与死的考验，同时还要亲历伤病员疾苦和在医院里牺牲的场面，亲历与身边战友的生离死别的那些触目惊心的情形，永生难忘。

于枫老人常常在她的脑海里浮现战争以及艰难生活的场。每当她坐在餐桌旁，面对着丰盛饭菜的时候，就常常想起抗美援朝前线战场上，战士们吃一把炒面一把雪的日子。

那时，为了躲敌机，白天不能生火做饭。早上吃过早饭，带伤员上山防空时，大家就装上一些煮熟的土豆和炒面，压缩饼干很少，主要留给伤员吃，在零下三四十度的冬天，土豆很快就冻成一个“硬石头蛋”唯起来挺费劲，而且冻过的土豆，味道是苦涩的，战士们都不爱吃。就是这种又苦又硬的食品，也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比较起来，可口的就是战士们的“家常便饭”——炒面了。吃炒面是有“讲究”的，必须边吃边喝水，否则又噎又呛，根本无法下咽。大家吃炒面的方法也不同，各有各的特色，有的人把山上积雪舀在搪瓷缸子里，加上炒面，搅拌而食。有的一把炒面、一把雪同时吃。而于枫的吃法是：先把积雪攥成一个拳头大小的雪球，吃炒面时，先吃一口雪团，口腔湿润了，炒面自然也就不干巴难咽了。还有的战友的吃法要算最有特色了，行军时，把炒面、雪攥合在一起，团成较大的雪球，装在棉衣外边的口袋里，这样不会融化，也不会冻得过硬，行军走路吃起来特别方便，大家为它起了一个雅名——“十锦饭团”。俗话说，饥了吃棵甜如蜜，当饥肠辘辘，口渴难忍，又没有东西可吃的时候，那炒面和雪球可就是美味佳看了。

于枫感慨地说：“凡是到过朝鲜前线的人，谁能忘记那一把炒面一把雪呢”?

紧接着于枫又讲述了被严寒冻掉双脚英雄战士的故事。

那是在1950到1951年的严冬，长津湖战役时。一个西北风劲吹的夜晚，我们护士排都身穿全套军服、棉皮鞋、棉帽子，站在三浦里村头马路边，等待接收长津湖战役下来的伤员。不到半小时，我们的棉衣都被寒风吹得透心凉，穿着棉鞋、带着棉手套的手和脚被冻得疼痛难忍。大家不停地在公路上蹦跳着抗寒。朝鲜半岛是一个三面环海的岛屿，冬季由西伯利亚和白岭海峡的寒流凶猛侵袭，半岛上气温大都在摄氏零下30度左右，有时候能达到40℃。午夜，六轮敞篷卡车运送来的伤员大都冻得无力下车，有的用棉大衣包着头还冻得全身颤抖。我们只好和担架员一起把他们一个个抱或抬下车。其中，有一位四川口音的小伤员，不让动他，一再喊着：护士姐姐，我的孩子(四川语，把鞋子叫孩子)没得啦！我们一个女护士故意开玩笑对他说：你的孩子在国内老家呢，等战争结束了，你就可以回家看到你孩子啦！那个小伤员听后更着急地哭诉说：不光是“孩子”，连我的脚干(脚）也没得啦！并大哭起来。班长李树棠听后，爬到车上后………才发现，一双连球鞋冻掉的双脚脱落在小战士的棉裤腿下边。有人问怎么会这样？李班长说，本来已经冻坏死的双脚，再有这么冷的天气，经过途中汽车的颠簸就会出现这样情况。他们的部队就是为了紧急赶赴前线战斗，还没有及时换发上棉鞋、棉帽就开往战场的英雄第九兵团。

朝鲜战争的艰险、残酷是无法形容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是靠坚强、勇敢才取得胜利的。我们的军队以武器、装备与敌相比在悬殊之下打败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战地医院也同样，是在敌机日夜疯狂袭击的情况下，药品、食品时有被敌机炸毁供应不上，加之医疗条件的极差，医院人员用尽全力也往往爱莫能助，挽救不了伤员的再受伤或牺牲。只有经历过那场战争、实践了的人才有深刻体会。作为医院年龄最小之一的于枫，刚入朝时对那种场面产生了莫大的惧怕、痛心和同情，致使眼泪常常伴随着她的身心，许多场面至今及历历在目。

1950年冬，一个大雪纷飞的傍晚，从前线专车送来一位外科因战伤传染破伤风病患者。他右臂重伤，发着高烧，但在昏迷中还喊着冲啊！杀啊…于枫的班长包扎拉布(蒙族)和于枫负责对他特殊护理。日夜轮流在病房(防空洞)护理这位伤员，遵医嘱，为他用过退烧药和注射了镇静剂后，他刚刚安然睡着了，但外边突然传进来的一声防空枪的声音令他立刻发病，不断抽搐。破伤风疾病患者应该在严格保持安静的环境下治疗，避免强光刺激与震动，但是前沿战地医院几乎每天都有敌机的干扰。有时还有突然的空袭和轰炸，伤员的病情在这样的环境下，难免反复发作。进院的第三天凌晨这位战士就牺牲了。伤员被送过来时意识不清，衣服口袋里也没找着伤票(“伤票”即前线转来伤员的姓名、部队番号及简单的伤情说明)。班长不忍心见他穿着那身沾满血渍的衣服“入殓”，对于枫说，小于，他是个勇敢的战士，不能就这样走。你看好尸体，我很快回来。不久，班长取来自己的一套旧洗干净的单军衣为英雄换上，然后于枫和班长一起为他再穿上白袍衣(白袍衣是双层白布制做的，形似美国军人用的睡袋)。按中国人的习俗，人死后，不论冬、夏都要为死者穿一套棉衣裤。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数十万志愿军指战员牺牲后，都是用这样包衣装殓埋葬在异国他乡的山野中，于枫想起了这件事就痛心万分。

然而，于枫不光是目睹一位位战友光荣地牺牲，就连她自己也常常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冲在前面。于枫说：“我也差点当‘英雄’”。

朝鲜战场上前沿兵站医院的手术室只有两种地方在刚入朝时，大都用了当地老乡躲避战争丢弃的破旧民房。1952年后才逐渐建设了“防空洞手术室”，比较安全但也空间狭小。老百姓丢弃的草木和泥土结构的旧房子，只要敌机在附近丢下一颗炸弹，手术室就被震得尘土飞扬。为此，他们只好用几层白棉布把棚顶和四周土墙围起来。战斗激烈时因为伤员多，手术也多，不到15平米的一间小房子就要摆放两张简易手术床。当年，朝鲜山沟里没有电灯，夜晚手术用的照明只有一盏小小的煤油气灯，有时气灯发生故障或不够明亮时，就不得不用手电筒照明。医生们常常在微弱的灯光下，小心翼翼地进行大小手术。尽管环境条件很差，依然很少出现手术意外事故。有时由于手术多，医生护士几天几夜下不了手术台，常有尿裤子(那年代没有纸尿裤)、或因过度疲劳和饥饿晕倒在手术台旁的现象。

消毒用的高压锅被敌机炸坏了，就用普通大锅把所有手术器械和敷料蒸上两三个小时，以求达到手术标准。负责消毒的护理员几乎整天蹲在灶前烧火。所用的柴禾，也都是靠医护人员每天到附近山坡上去拾捡回去的。有时捡不到干柴，就烧那些半干半湿的树枝，但烧这种柴要冒烟，有时会引来敌机轰炸。

为了节约敷料，每天要把手术换下来的、大量血渍斑的手术衣、消毒巾、浓血绷带拿到村外冰封的河边，砸开冰层，在刺骨的冰水里清洗。有一次，于枫和战友麦连花在洗敷料时暴露了目标，遭到两架F86型敌机的俯冲扫射。若不是他俩及时跑到河边一块有斜坡的大石头下躲藏，那次就“光荣”在异国他乡了。

还有一次春川打轰炸，兵站医院共有卫勤人员110名(含民工及天津国际医疗队员)，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有10位战友奉献了他们的青春、热血和生命。因为前沿兵站医院也是敌机重点袭击的目标之一，全院战友们最难忘怀的是1951年3月8日的那一天。那天，风和日丽，万里无云，大家在早晨就都预感到敌机一定会来空袭。院领导一早就指挥各队领导把能走动的轻伤员及女同志组织起来到城外矿山洞里去防控，只留下一小部分医护人员负责治疗护理留在单人掩体内的重伤员。

果然，上午九点时分，十几架美国B29重型轰炸机已飞临春川市上空并立刻开始轮番轰炸。机关枪扫射，丢燃烧弹，顿时，本来已经半废墟的城市又是遍地火海硝烟。医院有两位在掩体中的伤员被烧得只剩下一堆骨灰；两位为抢救伤员牺牲的战友，一位是年仅才18岁的护士于海礼，另一位曹文斌年仅19岁，还有一位医生李超被燃烧弹烧焦成了一个三尺来长的小炭尸。大家在炭尸旁发现了他带着的一块罗马牌手表，才确认他就是院里多才多艺、医术极佳的外科医生李超，那年只有26岁。

在那场抗美援朝战争中，为了保家卫国、为了援救友邻、为了争取世界和平，数十万中国人民志愿军指战员奉献了他们的青春和宝贵的生命，牺牲在异国他乡，他们更是真正的英雄!正如“英雄赞歌”歌唱的那样：“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

于枫同志是老革命，老战士，老功臣。她作为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不论在硝烟砲火的战场，还是在和平建设年代，她使终把党的事业置于生命斗争的首位。退役后，她勤奋学习文化，于1956年，考取了当时闻名全国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夲科。与军旅作家高玉宝，北京作家张洁是同窗校友。

上个世纪80年代初，由于形势需要，民族学院要创建培养少数民族新闻人才的新学科，又把早己离校21年丶工作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资深记者，于枫同志商调回民院工作，任务是：协助校丶系领导建办，《新闻学专业》新学科。

       于枫同志放弃了工作得心应手，条件好，待遇高的国际广播电台，来校担任创建＂新学科＂的业务主力一一新闻专业负责人，兼任：新闻教研室主任之职。她与“汉语言文学系”何报琉副主任，杨曙光教师，陈强同志，常常放弃节假日休息，共同研究教学计划和参加“摄影教学实验室”建设工作…所以，只用了10月时间，中央民族学院就创建起，新闻教学不可缺少的，《新闻教研室》和《新闻摄影实验室》，

1984年，《民族学院》得以顺利实现按时招生计划。从此，中央民族大学为全国少数民族高等院校，首先开创了，具有现代意义的“新闻传媒学科”的发展路径。

几十年来，培养出大批新闻战线上的杰出人才，于枫的学生也都是当代各个工作岗位上的骨干。例如，《西藏日报社》副社长益西加措；“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丶董事长及“中国新闻出版报社”总编马国仑；“海南日报社”中国第一位黎族著名女记者呂岩；湖南省人大代表颜枚；《中国汽车杂志》女总编孙刚等…。都是《中央民族大学》84届毕业学子。

于枫是《中央民族大学》“新闻学专业”的创始人之一，也无愧是当今中央民族大学，新闻传媒学院的老前辈。但于枫十分低调，从不骄傲自满和自我澎涨。在同事当中，她很温和，不争名，不夺利，不说假话，很有亲和力。

《一个战地医院的故事》中，于枫的笔下，把志愿军指战员丶伤病员和救死扶伤的＂白衣战士＂们的真、善丶美的人性品质和气慨充份表达了出来。她的写作，是以那场战争亲历者的深刻感受和视角，因此有強烈的真实性。正如著名军旅作家，文艺评论家一一陈先义先生所评价的一一那种真实的“代入感”。

       于枫的写作，不是文坛上流行的虚构的文学故事，也不是知名作家在书斋中苦心经营的文学经典。这是一本70年前那场震憾世界的抗美援朝战争亲历者书写的在腥风血雨中、在爆炸轰呜的战场上，救治志愿军伤病员的白衣战士，含着血和泪写出的故事！用一个年轻而勇敢女战士的生命轨迹写成的一夲自传体的战地纪实作品。

《一个战地医院的故事》，有非常吸引人的可读性、有鲜明的思想性、教育性。叙述和描绘的战争环境、战埸氛围、鲜活的人物故事丰富多彩，曲折动人的情节和细节都详实的表现了战争的残酷，硝烟弥漫，血染大地、战士们勇往直前所经过的苦难，流血与牺牲和面对生死考验中表现的大无畏英雄气慨，均让读者感动！作者从一个小女兵的视角，解读了那场惨烈战争的性质、解读了那种英雄行为的精神源头。《一个战地医院的故事》还向世界宣告：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历史己证明，侵略者都将被中国人民的铁挙，打得头破血流！这样充实的战争故事，是一部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珍贵教材。对广大读者，特别是对靑少年朋友，应有很大的感染力。

于枫是一位抗美援朝女英雄，她有崇高的革命信仰和坚定的信念，她是一位坚强的革命军人、共产主义战士，她不信鬼神，崇尚科学，对待生死有她全新的认识和选择。2021年9月，她就将她对临终死亡的认识何选择（于枫生前预嘱）公之于众。

于枫在她的《预嘱》前有一段话，感人肺腑，催人泪下。她说，她曾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一老兵，1950年10月（15岁）首批入朝参战，当年是前沿兵站医院的一名小护士。见过许多因战伤牺牲的伤员。也遇到过因病而故世人的悲惨情形。

1952年，医院收到一位染上天花病才19岁的小战士。他发着高烧，又由于天气炎热，蚊蝇肆虐，伤面溃烂不湛，面部及全身出现浓包，被折磨得痛不欲生。水泡上生了许多蝇蛆冲洗不掉，护士们用酒精、汽油和镊子为他清理……。防空洞潮湿且不通风，隔离护疗条件差，用消炎药，高烧乃不退。医护们都知道，小战士生命并无希望但也爱莫能助。却没料到，小战士一再恳求我们：快快把他和啃吃他的蝇蛆一起烧死吧！他那恳求的眼神，让于枫和特护他的秀云大姐怜悯泪流，只有更精心的去疗护他。他们是救死扶伤的医务工作者，不但无能解除他临终的“病刑”，还在精心疗护下让他实际上继续活受罪了好几日。在一个太阳刚刚升起的早晨，这位年轻的战士带着失望而离去了……

做为亲自护理过那位小战士的于枫，当年并不懂什么叫“安乐死”，却萌生过一个想法：可否因他恳求为他带上一个乙醚麻醉药口罩？以减少他活受罪的时日，难道那么做就不是白求恩南丁格尔式的人道主义？

于枫说，在和平年代里，她也见过ICU内那些并不能起死回生赤裸裸的躯体。在多功能病床上，被插满管子的“机器人”,也是病上加痛。为何不可以满足他们的自愿要求，通过安乐死让他们减少痛苦并有尊严地离去？生老病死既然是人类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无论是安乐死或安宁疗护，都是对于不可挽救的生命施实的一种有尊严少痛苦的死亡方式。它体现了社会发展进步的理念。

于枫坚定地认为，她本人更赞同长期在农村工作体察民情的医生、全国人大代表刘贵芳同志提出的《中国应立法安乐死的提案》。要学习邓颕超大姐智慧的人生理念。于枫老人于2019年重病后就写了，要以“安乐死”方式作为她临终时的人生谢幕。事实上，她的一生都在为“生得有价值，死得有尊严”而奋斗！

以下是于枫的《预嘱》：

现将《生前预嘱》公之与众，请医界及家属遵行。

一、我愿做中国第一个“安乐死”方式试验者，或被动安乐死。即按《生前预嘱》结朿我毫无生命意义时的“生命”。

二、如患阿尔滋海默症、脑出血昏迷一周以上、植物人或绝症晩期，均不做任何支持性（维持性）治疗。不能进食时不鼻饲；不能咳痰时不切气管不插呼吸机；皮下无法进针时不要切开颈下皮肉。不把输夜针埋入锁骨下深静脉后再日夜输入大量昂贵药品、营养液、甚至血浆或鲜血。把它用在抢救那些能起死回生的年轻人身上。

三、丧事从简不必遗体告別。

四、若有条件，在我心跳呼吸停止前后，把我送到北京市松堂临终关怀医院做一次佛事。我是共产党员，无任何宗教信仰，但我喜欢听那诗歌般唱诵经文的声音。我不想听着哭泣伴我离去。

五、土葬，同归北京温泉墓园叶飞影战友（我老伴）寸土之地。

六、只要鲜花不烧纸钱，改变旧观念。

于枫（中央民族大学离休干部、《建国70周年》《抗美援朝70周年》勋章荣获者）

2021年9月13日

当我们看到于枫老人的《预嘱》后，怎能不潸然泪下，一种敬仰、感动之情有人而生，她的故事、举动，感人至深，她披肝沥胆的斗志和乐观向上战斗情怀，闪烁着灿烂的思想光辉，谱写了一首壮丽的赞歌。

编辑：李志明